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院的科尔基和拉森两位教授做了一个行为试验。科尔基到校园里一家小餐馆，对老板说：“等下拉森教授会来这里，因为有学生反映你们店里卫生状况堪忧，拉森要过来调查。”而后，科尔基又到另一家餐馆对老板说：“一会拉森教授要来店里，因为同学们说你们餐馆饭菜可口，服务又热情，拉森教授要来感受一下。”结果，拉森在第一家餐馆看到的是服务员冷漠的脸，而在另一家餐馆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为第一家餐馆从一开始就认为拉森是来找碴的，自然对拉森充满敌意。而第二家餐馆则恰恰相反。
结合其他试验，科尔基和拉森提出了“出发点效应”。即，在人际往来中，对他人行为的认知基础决定了你对他人的态度，同时，也对你们之间的交往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就像第一家餐馆里的服务员认为拉森是找碴的，从这个点出发，对拉森的态度是冷漠和敌对的。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在判断对方行为时，我们应首先建立一个良好的出发点，不能恶意判断对方的行为动机。
范仲淹在台州做官时候，认识了年仅20岁的富弼，对其十分欣赏。他将富弼举荐给宰相晏殊，富弼从此仕途畅通，并成了晏殊的女婿。后来，山东一带兵变，一些州官不是积极抵抗，而是开门迎接，以礼相待。兵变被镇压后，朝廷要追究这些州官的责任，派范仲淹去查证。经过调查，范仲淹发现这些州官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当初开门迎叛乱者，是因为手中没有兵力，一旦抵抗只会让百姓受苦，实为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范仲淹便上书替这些州官求情。富弼听说后，极力反对。尤其是他听说这些州官中有范仲淹的亲戚和学生，便对皇帝说：“范仲淹一向刚正不阿，为什么要包庇那些州官，难道不是因为他的亲戚和学生吗？”不少大臣反对富弼，给予指责。有人说：“没有范仲淹，哪有你富弼的今天。”范仲淹回朝后，并没有责怪富弼，而是大度地说：“我相信富弼不是存心诬陷，要加害于我。他肯定不了解事实，误会了我。”当富弼了解到实情后，便在朝会上向范仲淹道歉。众大臣纷纷夸赞两人，一个是知错能改，一个是胸襟宽广。
自己帮助过的人，竟然在皇帝面前告自己。范仲淹并没有生气，而是认为富弼不了解事实误会了自己，给予理解和原谅。如果范仲淹心里认定富弼是忘恩负义，存心诬告，要与自己为敌，他和富弼之间肯定会产生争斗和矛盾，两人的友好关系终将破裂。而从“富弼不是存心诬陷、只是误会”这个出发点出发，范仲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赢得了富弼和众大臣们的赞赏和尊重。
电视剧版《杜拉拉升职记》上映前，主演王珞丹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演的杜拉拉和徐静蕾演的电影版有什么不同呢？”王珞丹不暇思索地说：“应该是年龄上的不同吧。”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有的借此炒作以吸引眼球，说王珞丹嘲笑徐静蕾年龄大。徐静蕾看了报道后，并没有在意。她公开说：“我相信王珞丹对我并无嘲笑之意，她只是说话欠考虑，让一些记者抓住了话柄，给了媒体炒作的机会。”正在为自己无心说错话而苦恼的王珞丹看到报道，听到徐静蕾这番话后，顿感如释重负。以前，从没和徐静蕾打过交道的王珞丹从这件事中，觉得徐静蕾是个值得交往的同行，就主动和徐静蕾沟通。两人从此成为了朋友。
娱乐圈的女星是比较忌讳别人说她年龄大的。徐静蕾在听到王珞丹那句“应该是年龄上的不同”后，并没有生气，更没有认为王珞丹是在嘲讽自己。而是觉得王珞丹是无心说错话了，反而给予理解。最终赢得的是王珞丹的友谊。如果徐静蕾认为王珞丹在嘲讽自己，以此为出发点，肯定会给予反击，只会造成两个人越来越大的矛盾。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担任两德统一后的德国妇女和青年部部长。在担任部长期间，一位名叫克勒的议员常常公开批评她。克勒觉得，默克尔来自于东德，在政策制定时，总向东德地区倾斜。有时候言辞过激，有人身攻击之嫌。默克尔的助手建议默克尔和克勒举行一场公开辩论，或者是通过媒体对克勒进行反击和驳斥。默克尔却说：“我相信克勒对我个人并无恶意，他只是不同意我们的政见，迟早他会明白我这颗心属于整个德国，而不仅仅是为我出生的东德服务。”面对克勒一次次的批评和攻击，默克尔大度释之，从不计较。克勒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向默克尔道歉。后来，在默克尔竞选基民盟主席和德国总理期间，克勒成为了默克尔有力的高参。
面对一次次的批评和攻击，默克尔坚信克勒对她个人并无恶意，只是政见有所不同，他迟早会理解自己。从这点出发，默克尔对克勒宽以待之，最终换来的是理解和支持。如果听到克勒的攻击，默克尔一开始就对克勒充满敌意，那便会给予其有力的反击，也定会迎来克勒更猛烈的攻击，那么两人肯定会成为相互攻击的“政治敌人”而非朋友。
当我们听到别人说了对我们不利的话，当受到别人的伤害时，最好不要把对方推到“恶”的行列中。多用善意去推测别人的动机，宽以待人，给别人一个机会，给别人一些时间，就能赢得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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